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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青铜鼎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安徽省各地废旧物资回收部门的积极协助下,很多市县文物、档案部门从杂铜、废纸中拣选出不少文物,其中部分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。1980年1月,宣城县文化局从县废品回收公司仓库拣选出一组青铜器,后由宣城市博物馆收藏。现就其中的两件青铜鼎及相关问题,谈点初步认识。金属探测器

夔龙纹鼎  方唇,侈口,折沿,弧腹,圜底,三兽蹄足,两端粗中间细,口沿上直立双耳,耳外侧饰两道凹弦纹,口沿下方饰有两周弦纹,弦纹间填变形夔龙纹。底部有三角形铸缝接痕,遗烟炱痕迹,系实用烹饪器皿。通高16.3厘米,口径16.5厘米。(照片1)

照片1夔龙纹鼎

素面盖鼎 方唇,敛口,子母沿,圆鼓腹,圜底,三蹄足,口沿两侧置对称长环形附耳,耳上方呈半圆环状,下部平直,腹中部饰凸棱纹一周,覆盘式盖,盖上均匀配置三个半环形纽,纽顶有圆柱形饰。通高 12.3厘米,口径 8.8厘米。(照片2、3)

照片2素面盖鼎

照片3素面盖鼎

青铜鼎是烹煮肉食、实牲祭祀和宴飨的食器,《周礼·天官·亨人》:“掌共鼎镬。”亦是奴隶主贵族用以“别上下、明贵贱”的重要青铜礼器。它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,历经各个朝代,一直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,在青铜器中使用时间较长,因而器型和纹饰变化也很大。这两件青铜鼎,虽从废品收购站拣选,无明确出土地点,亦无其它的同出物,但结合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,对其造型、纹饰和年代进行分析,有以下的认识。

1、夔龙纹鼎,器腹圜底呈半球状,双耳直立于口沿上、蹄形三足,这种器形在中原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,西周晚期最为常见[①]。此鼎器壁较薄、份量较轻,

立耳微撇、三兽蹄足细高,这与安徽铜陵市金口岭出土的西周时期重环纹鼎大体相似[②],体现了江南青铜器份量轻、器形小的特点;从纹饰上看,其腹部主体纹饰与安徽铜陵县出土的西周时期夔龙纹鼎纹饰类似[③],夔龙身体呈曲折形线条,两端各有一龙首,隔身对望,三组图案连续排列,尤其在蹄足上方图案分组处,龙首相对颇似兽面纹(照片4)。这种纹饰与中原西周中晚期多见的两头龙纹相仿,但变化较大,表现在不施地纹,只以线条形式构图,且线条粗细深浅若一,工整细密,简练生动,地方特色显著。由此可见夔龙纹鼎与皖南一带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,在风格和特征上有很大的一致性,是中原青铜文化和江南青铜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

照片4夔龙纹鼎

2、素面盖鼎,形式古朴典雅,纹饰简洁单一。从造型上看,此鼎为覆盖扁圆体附耳矮足式,盖与器合成一个扁圆体,盖上有三个环形钮,附环形双耳,圜底下承三兽蹄足,腹部有凸棱。此种形制的铜鼎继承了战国时期三晋两周鼎的风格,经历西汉早期的发展变化,晋文化因素逐步消失,到了西汉中晚期与其它地区鼎的形制趋向一致,足瘦长,环耳流行,这是汉代中原系铜鼎特有的特征[④]。此类铜鼎在汉代墓葬中常有发现,它与江苏泗阳县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基本一致[⑤],与1987年安徽广德独山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铜鼎[⑥]相比较,也有相似之处,只是广德出土的铜鼎体形深厚,腹部的凸棱更为突出,成为一道宽扁平沿。有研究者认为,自西汉中期开始,鼎作为炊器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,为避免鼎下燃火时灰烬和烟尘跑入鼎内,腹部的凸棱逐步加宽而变成宽棱[⑦]。泗阳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年代为西汉晚期[⑧],广德独山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,因而素面盖鼎可拟定为西汉中晚期的器物。

3、拣选出的青铜鼎有着较深厚的青铜文化背景。宣城地处长江下游的皖南地区,古属扬州,曾是最著名的铜矿开采冶炼中心,矿产资源丰富。早在西周时期境内就有了铜矿冶炼,《禹贡》称扬州“贡唯金三品”(即金、银、铜)。商周时期,宣城先称“荆蛮”,后分属吴、越、楚等国。这里的青铜文化,始于商代,到了西周时期,得中原青铜文化技艺之推进,并结合地方传统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器[⑨],夔龙纹鼎可认为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。进入春秋以后,这一特色益发明显。战国时期,宣城所处皖南一带为楚国势力范围,这一时期墓葬所出土文物如陶器、漆器和铜器等,都有显著的楚文化风格。到了汉代,宣城为丹阳郡郡治所在地,西汉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全国唯一的铜官,监管铜矿生产[⑩]。当时所产“丹阳铜”,盛极一时,在发展和促进汉代经济及文化的繁荣中,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同时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加强,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大一统,皖南的青铜器也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之中。素面盖鼎为认识和研究这种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从收购站或废品公司找出珍贵文物的事,在我国文物、博物馆界不乏其例。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青铜鼎,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,蕴含了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,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皖南青铜面貌,为认识研究宣城古代历史文化开辟了重要领域。

[①] 王士民、陈公柔、张长寿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1999年,第41页。